2009年8月28日，东莞常平公安分局，被解救的被拐儿童冯某搏（2006年4月在常平上坑村被拐走） 紧紧地依偎在女民警的怀里哭着不愿放手，死活不愿认亲生母亲。 摄影_方光明
1989年公布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3条第1款明确规定：“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
但是，现实中，我们的孩子不安全！
放学路上，可能会被绑架，就像深圳刚刚发生的那样；在学校里，可能被狠心的老师体罚；放在大街上，也可能被陌生人抢走、拐卖；到热闹的地方，说不定会被传染上甲流；环境污染太严重，孩子容易血铅过高；即使抱在怀里喂牛奶，也可能会摄入三聚氰胺……
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你需要知道我们的孩子们，正在面临哪些安全威胁。当然你更需要了解，如何防范与化解那些针对孩子的威胁。
孩子，你不安全
一个民族连自己的下一代都保护不力，恐怕也没有人会觉得生活幸福。
他们为什么对保护下一代如此不上心？众多中国家长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也对社会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感，人们不相信任何陌生人。
南都周刊记者_秦旺
孩子被当成印钞机
11月17日之前，在深圳打工的陈先生从未想过自己会碰到“绑架”，当原本电影中的情节，真实地转化为索要赎金的勒索电话，这位10岁孩子的父亲，立刻感到“天旋地转”，整整昏倒了近15分钟。
虽然历经千辛万苦，终于筹到了绑匪要求的100万，但陈先生的儿子还是被砍了60多刀，连左耳都找不到。遭遇同样的悲剧的还有深圳市南山外国语学校的小易，尽管家长已向绑匪缴纳50万美元，可还是没能挽回孩子的生命，被绑的第二天就惨遭撕票抛入大海，至今连尸首都找不回。
从今年6月到11月，深圳已连续发生了4起儿童绑架案子，而整座城市也因为绑匪的残忍行径被笼罩在恐慌之中，每天各个小学门口接送的家长是原来的两三倍，并只认定专人接孩子，有的学校甚至还组织家长，志愿成立义务巡逻队。
尽管4起案件均已破获，但没人能保证悲剧不再发生。自1982年计划生育成为中国基本国策后，孩子尤其是独生子女成为了每个中国家庭的“希望”，如今这个“希望”被毁灭的可能性已越来越大。
富人担心被绑架，一般家庭则担心自己的孩子被拐卖。今年4月，东莞这座中国制造业代名词的城市，有数百位民间寻子联盟的家长走上街头，在马路中央拉起横幅、海报，冲过往的路人大喊：1000万买回儿子！
这个联盟没有一个家长能拿出1000万，但如果有必要，他们愿意每个失子家长凑份子，一人1万，一百个人就是一百万。他们早已动员家族所有资源，但最后往往都是徒劳无果。而在一名男孩数万元、一名女孩数千元暴利的诱惑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儿童沦为了人贩子的印钞机。
甚至于刚生下来的婴儿也会被盯上，今年11月21日凌晨，刚刚产下女儿不久的张兰芳正在西安交大一附院睡得昏昏沉沉，一个20岁的年轻“护士”过来告诉她，要带宝宝去检查，早上8点就送回，谁知竟“检查”到了广东东莞后街镇仁康医院。
相关政府部门当然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不仅公安部牵头成立打击拐卖儿童的专项行动，并首次集中地公开替被拐儿童寻父母，不过仍然改变不了一个尴尬事实——甚少有家长能再次找回自己的儿女。
历年来中国打击拐卖儿童，一向重在“打击犯罪”，最终结果是看破了多少案、抓了多少罪犯。但对买方的处罚一直不严厉，这直接导致人贩子们存在的理由，更令人诟病的还有，中国对拐卖儿童的立案规定是，失踪没有超过24小时不能报案，而利用这段时间，人贩子可以优哉游哉地将被拐儿童送到另一个省。
对孩子为什么这么狠心
联想到2008年，三鹿“毒”奶粉事件的曝光，让公众知道原来添加三聚氰胺是整个中国奶制品行业的潜规则，并给后代创造了数以十万计的“结石宝宝”。更令人想不通的是，今年11月20日，石家庄法院作出裁定，终结了三鹿集团的破产程序。裁定显示，三鹿对普通债权的清偿率为零。这意味着，那些结石宝宝已经无法从三鹿获得任何赔偿。
世上已无三鹿奶粉，但三聚氰胺的阴魂还未散去，今年9月，陕西金桥乳业仍卖出了五吨三聚氰胺奶粉。
对孩子的健康威胁不仅仅是“病从口入”。环境污染的日益加重以及地方政府的不作为，导致无辜的孩子成为GDP增长的牺牲品。今年8月，陕西凤翔县长青镇的两个村庄，有615名儿童确认血铅超标，其中166人属中度、重度铅中毒，需要住院进行排铅治疗。而制造血铅的正是当地一家年产铅锌20万吨的冶炼企业。
如今，凤翔“血铅事件”已经过去几个月，但记者回访发现，大多数孩子因症状相对较轻，享受不到政府的药物排铅，只能使用政府定时发放的苹果、牛奶、海带以及大蒜等食物治疗，这些孩子的排铅效果令他们的家长颇为担心。
即使是孩子最为信任与依赖的学校教师，有时候也可能变成摧残学生的“凶手”。今年，不仅一所学校、幼儿园发生老师严重体罚孩子的事件。最新的一则新闻说：山东潍坊临朐县的一名教师，发现一名学生夜晚走出宿舍买方便面，就令其在宿舍门口罚站，而自己却外出喝酒，将罚站学生一事忘得干干净净，导致这名学生被活活冻死，而校方坚称这是一起意外，一名老师竟称“这孩子，躺得很安详，死得很舒坦”。
你们为什么对保护下一代如此不上心？众多中国家长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也对社会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感，人们不相信任何陌生人。
事实上，1989年公布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3条第1款就明确规定：“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
一个民族连自己的下一代都保护不力，恐怕也没有人会觉得生活幸福。当然，中国民间已经自发形成各种组织，家长与家长之间也在传递着如何保护孩子的常识，在呼吁相关政府部门能从源头重视儿童安全的同时，总结以往的悲剧，总是一件好事。
绑架 逼近中国富人
绑架是典型的团伙犯罪，策划、实施绑架、转移人质、看押人质、联络、索取和收取赎金等都有不同的分工，环环相扣。
事件报告
自今年6月份到11月中旬，深圳市先后发生4起儿童绑架案——6月24日，南山外国语学校学生曹宗恺在上学路上被两名陌生男子劫走。10月20日下午，南山外国语学校六年级小学生小易上学途中遭绑架；11月3日，福田区13岁的初一学生小麦晚自习放学后失踪；11月17日，福田区园岭小学五年级学生陈豪被绑走。其中小易与陈豪不幸被撕票，曹宗恺与小麦幸运地被成功解救。
而案件发生后，警方一直未公布相关信息，导致外界盛传深圳已发生了二十多宗绑架案，并且由一个犯罪团伙所主导。
尽管深圳警方在12月8日，已向外界发布通告，否定以上传言，所有案件也都成功破获，但这些偶然性的绑架，依然让深圳陷入了恐慌，每一个富人乃至城市中层家庭，都在担心下一个被绑架的对象会不会是自己的儿女，在这座以改革开放闻名的城市，只要拥有房产，就是一个变相的“百万富翁”。
以往好莱坞或香港电影的桥段，正真实发生在自己身边。大多数人更不知道的是，2004年，据公安部公布的统计，当年绑架案件数为3863起，已超过公认绑架案发生率最高的南美国家哥伦比亚。无疑，绑架风险正在逼近中国的富人，而在他们学会享受生活之前，学会保护自己的孩子将变得更加紧迫。
绑匪目标：
从深圳发生的4起绑架案来看，绑匪目标很明确，主要就是针对富人，比如南山外国语学校周围，就坐落着一些豪宅片区。除了陈豪的家境一般之外，南山外国语学校的小易、曹宗恺、福田区13岁的初一男孩小麦都是富裕家庭。其中小易家住别墅住宅区城市山谷，公开信息称父亲为南山一热电厂负责人，母亲为华为公司负责财务的高管。
易发地点：
对绑匪来说，小孩上学或放学途中，是最容易下手的地段。深圳的4起案件中，被绑的儿童都在10岁左右，此时他们已有了独立的人格和叛逆心理，不喜欢家人或保姆接送，这就给了罪犯可趁之机。
防范建议：
福建警察学院教授、中国绑架犯罪研究的知名学者张昌荣建议：
由于绑匪通常盯上富人家庭，因此，对富人而言，最好在生活上尽量简朴，同时也要给孩子灌输这种意识，不要动不动就给他们买名牌，平时上下学就穿上校服，如果结成路队，匪徒也不能轻易判断谁家比较有钱。
孩子上学时，如果家长无法亲自接送，最好让同一个小区的学生，排成路队共同上下学，同时，由各小区居民委员会牵头，聘用一些退伍军人、退休保安以及在校大学生，在学校上学放学期间，加强主要路段的巡逻。
万一发生孩子被绑架怎么办？许多家长接到绑匪的勒索电话，通常非常慌乱、迷茫、担忧乃至急切，这就会导致在与绑匪的交锋中处于被动。陈豪的父亲接到电话后直接昏倒了15分钟，小易的父母交给绑匪50万美金时，都不知道自己孩子已被撕票。
其实，这个时候家长们恰恰需要有艺术地同绑匪谈判，最好是报警后，在警方谈判专家指导下谈判。
一个基本原则：既不能完全满足绑匪要求，比如可以告诉绑匪，筹钱、去银行提款或将资产变现，都需要时间；又不可拒绝绑匪要求，让其产生撕票的想法，而是要让后者看到成功的希望。此外，绑匪打来第一个电话，必须要提一个要求：得听到孩子的声音，以确保孩子安全。
在给孩子通话时，也要特别小心，主要告诉他，不要吵不要闹，爸爸妈妈会把他接回家，这是为了让小孩能安心，最大限度保证他的安全。第二，不能在交谈中询问小孩所处的地点，不能谈到警察等词语，除非孩子能给出一些绑匪听不懂的暗示。
儿童本身自己没有保护能力，又非常急躁，经常会做出逃跑的动作，这也是为什么一般儿童绑架案只有50-60%存活率的原因。在深圳发生的绑架案中，读六年级的小易，因为大吵大闹，被绑架的第二天就被残忍撕票，抛尸小梅沙海域；而读五年级的曹宗恺，因为沉稳冷静，被绑15天里，向绑匪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买书给他看，竟毫发无伤得以被解救。
所以，家长们应该教育自己的孩子，一旦碰到绑架，必须要同他们合作，如何保证自己的生命是最重要的，而抓罪犯才是警察和家长干的事，并且不要轻易尝试逃跑，因为得在看押人员至少20分钟不回来，同时又对周围环境十分熟悉的情况才有成功的可能，但这种情况基本不会发生。
熟人作案也在目前中国绑架案例中占有很大一部分比例（如陈豪被撕票，就是因为绑匪之一的孔金磷，是陈爸爸的老乡，与陈豪伯父十分相熟，因担心绑架孩子事情败露，所以将陈豪杀害），尤其在沿海发达地区，假如面临经济纠纷，有赌博习惯，或者曾经克扣过工人，以及朋友圈中有不良品行的人，那么这一类家长就得小心防范，小心身边的人向自己孩子下手。
绑架是典型的团伙犯罪，策划、实施绑架、转移人质、看押人质、联络、索取和收取赎金等都有不同的分工，环环相扣，每人只在其中一两个环节起作用，如果是熟人作案，那么案发现场的罪犯肯定就不是这个熟人，而是到了看押地点后，他可能才会出现。所以，家长们应告诉小孩，这时千万不要试图挣脱蒙在脸上的头套或毛巾，即使听出了罪犯的声音，也不能说：“哦，我认识你！”之类的话。
拐卖 从诱骗到强抢
事件报告
长久以来，拐卖儿童一直是中国家长们的心病，虽然打击力度不断加大，但依然屡禁不止，拐卖一个儿童成本可能只用几十到几百元，而辗转一出手就能收获几万元，中间高额的利润，诱使人贩们甘愿丢掉自己的良心来干这肮脏的行当。
在广东省东莞寮步镇，有一个9个月大的孩子，在自己家门口被人抢走。孩子母亲邓惠东说，劫匪就在她眼皮子底下，从她11岁的女儿怀里抢走了叶锐聪，“劫匪开着一辆面包车，从下车到抢人，也就是几秒钟时间。”她虽然拼命追赶，但犯罪分子仍然带着她的儿子逃之夭夭。
记者在东莞调查了30多位失踪儿童的家长，家长反映，无论是放学路上、超市、家门口，犯罪分子几乎无孔不入，他们偷走或抢走的孩子，最小的刚生下来几天，最大的也只有9岁，绝大多数集中在3到7岁之间，同时，这些失踪儿童的家长以做生意为主，往往是父母双方有一个人在做生意或者打工，另一个专门照看孩子。民间的说法称，东莞市近年来儿童神秘失踪的人数竟然达到了上千名。
今年4月，公安部组织了打击拐卖儿童的专项行动，截止到11月，全国共破获拐卖儿童案件1840起，解救被拐儿童达到2169名。然而还有更多儿童再也见不到他们的父母，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每天就有192名儿童遭拐卖，而能够找回的却只有0.1%。
很多遭遇不幸的家长，常常联合一起感叹，所有家长一定要看护好自己的孩子，因为“拐卖”就发生在每一个父母身边，官方透露出来的信息更让人触目惊心：如今拐卖儿童的犯罪团非常专业化。他们组织严密、分工细致，拐骗、中转、接送、贩卖儿童，各个环节均由专门人员负责，形成了“拐、送、销”的产业链条。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要想赢得保卫孩子的战役，家长们需要让头脑中的安全观念进行更新升级了。
拐卖目标：
所有家长照看不周的小孩。东莞聚集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其中就有不少是拖儿带女的父母。这些农民工的孩子就是人贩子眼中的猎物。
易发地点：
县城小学学校门外、广场和自家院子等小孩子喜欢玩乐的地方更容易发生孩子被拐走的情况。
作案手段：
以前的人贩子只会诱拐，现在则是偷盗、绑架、麻醉、抢夺等等层出不穷。有的人贩子，还训练自家的孩子，用溜溜球或别的玩具将其他小孩子诱骗到偏僻的地方，再被成年人用摩托车迅速逃离现场。还有些人贩子通常有预谋地租一间房，再找机会接近房东或邻居，同其聊天、“认识”，充当热心人，待取得信任后，趁房东或邻居防范意识减弱时伺机作案。也有的人贩子假扮成保姆，找到雇主后，伺机偷走雇主小孩。在城乡结合部，不少父母在外打工，只有老人照看小孩，人贩子甚至会用暴力抢孩子。
防范建议：
广东警官学院侦查系刑侦教研室主任李松梅建议：
现在的家长都知道教小孩不要随便吃陌生人买的糖，或者接受陌生人的玩具，但陌生人指的是成人，如果是同样未成人的少年，由于天然的信任感，小孩子会丧失警惕。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一放学就让孩子回家，以及教导孩子，即使要玩也不能走出小区，或者离家里范围太远，切记不能跟着不认识的小孩到其他地方玩。
对于来路不明的“老乡”与邻居，家长们也应该抱着防人之心不可无的警觉，不要轻易相信任何老乡，不要将小孩单独托付给他们照顾，更不要在家里人不多的时候让刚认识的人进屋，对从外地来的邻居，注意收集他们信息，包括真实姓名乃至户籍所在地，这样报案后能提供更多线索。
即使对身边的熟人乃至朋友，都要谨慎以待，虽然会让人觉得小心猜忌，但为了保护孩子，还是要安全至上。
家长聘请保姆，应当到正规的保姆介绍所，并保留好后者的身份证复印件和清晰生活近照，证实其家庭电话、地址、家人等信息有效可靠，留意经常与其来往的人员，一旦发生保姆拐卖孩子，警方可以利用这些信息尽快找到犯罪人，此类做法同样适用于有机会单独接触孩子的雇工。
暴力抢孩子这种情况根本无法防范，已上升到了社会治安层面的问题。近年来，使用暴力手段抢夺、抢劫婴幼儿的案件逐渐增多，要防范此类案件，完全依靠警方根本不可能，只有放开民间力量，成立联防队，在小区、学校和主要干道加强巡逻，并从源头加强治理，比如解决底层人员的经济和就业问题。
